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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封锁中诞生 —— 记汪氏蜂业在竞争中崛起

来源:汪氏蜂药发布时间: 2019-11-28 11:02:22372 次浏览
最近两年,中兴通讯、华为遭遇美国的“毁灭性封杀”,凸显中国制造业“大而不强”的沉痛现实。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经济”而言,如何突破“卡脖子”难题,是必须交的时代考卷。 如何突破?这一重大难题,汪氏蜜蜂园创始人汪尤金早在90年代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具借鉴价值的实践案例。如何杀螨是蜜蜂养殖行业的“芯片级”难题,“华佗无奈小虫何”成为中国蜜蜂养殖行业最大痛点,长期被跨国公司“薅羊毛”。可以说,“Wang’s螨扑”的艰难诞生对于中国蜜蜂养殖产业具有历史里程碑式的意义。汪氏的突破式创新,也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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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家精神”是第一生产力


文/刘胜军,国是金融改革研究院院长、总理座谈会专家

        最近两年,中兴通讯、华为遭遇美国的“毁灭性封杀”,凸显中国制造业“大而不强”的沉痛现实。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经济”而言,如何突破“卡脖子”难题,是必须交的时代考卷。

        如何突破?这一重大难题,汪氏蜜蜂园创始人汪尤金早在90年代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具借鉴价值的实践案例。如何杀螨是蜜蜂养殖行业的“芯片级”难题,“华佗无奈小虫何”成为中国蜜蜂养殖行业最大痛点,长期被跨国公司“薅羊毛”。可以说,“Wang’s螨扑”的艰难诞生对于中国蜜蜂养殖产业具有历史里程碑式的意义。汪氏的突破式创新,也告诉我们要自信:任何看起来高不可攀的“核心科技”都是可以攻克的。

        大道至简。无论是华为在科技行业的突破,还是汪氏在蜜蜂养殖产业的创举,都离不开“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意味着:敢于承担风险;有创新勇气;敢于啃硬骨头;有工匠精神。这每一点,说起来轻松,做起来都是千钧之重,令无数企业家望而却步。中国大多数产业长期停留于价值链底端,正是因为太多的企业家满足于赚快钱、世界500强、福布斯富豪榜,而缺乏突破核心瓶颈的历史勇气,也没有愚公移山的工匠精神。这样的企业不可能长期顺风顺水,一旦遭遇大的经济变局就会轰然倒地,这样的悲剧眼下正在不断上演。

        长期以来,“中国制造”被困于“微笑曲线”的底端,这是中国经济最大的痛点。对于任何一个行业,要实现“价值链”的提升,就必须依靠真正的企业家精神。

        2017年中央历史性地专门发文“弘扬企业家精神”,正是对如何创新这一命题的高屋建瓴式回答。就此而言,企业家精神是比科技更加重要、更加稀缺的资源。

        企业家精神是第一生产力,任正非、汪尤金这样的企业家是新时代最可爱的人。


在国际封锁中诞生

——记汪氏蜂业在竞争中崛起 汪尤金



Part.1

汪氏蜂业  为国争光

        一九九七年九月六日,在比利时安特卫普市召开的第35届国际养蜂大会暨养蜂博览会的颁奖仪式上,汇集了全世界五十多个国家派出的养蜂界的专家、学者、企业家等近2000余人。颁奖仪式庄严而热烈,尤其是几乎囊括全部奖牌的欧洲人,表情激昂。然而高傲的美洲人、养蜂发达的澳洲人,在此热烈的气氛中却感到一种莫名的惶惑,他们多么希望他们的国家有一名代表走上庄严的奖台。当颁奖仪式进行过半的时候,中国蜂业代表团的51名代表(包括大会特邀的我们汪氏蜂业代表团),已深感失望,垂头丧气,哀叹堂堂世界养蜂大国,竟然在数十个奖牌中一个也沾不上边。中国代表团的秘书长兼摄影师吴伟民同志,开头还一股劲在主席台边摄影抢镜头,现在也偃旗息鼓坐到后边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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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正无精打采之时,突然听到一声“CHINA……”,我只感惊奇,但不知我国哪个公司获得了如此殊荣?只听我女儿汪燕猛拍我的肩膀说“我们得奖了!”那股欢喜劲乐得在她旁边的妈妈热泪盈眶。我于是叫汪燕赶快上台领奖,并马上拿出照相机跑进主席台准备拍照。谁知汪燕是刚出大学校门的学生,从未见过这么大的场面,心情激动紧张,一上主席台就象抢东西一样,三步并作二步从颁奖人手中拿过奖牌,连礼也未敬一个,转身就走。看来大会对中国人的感情还不错,在汪燕上台时掌声也异常激烈,兼之是今天领奖者中最年轻、漂亮的一个,看着这个少女领奖时如此腼腆、慌张的样儿,顿时全场笑声雷动,掌声更加激烈,经久不息。遗憾的是我连汪燕领奖时的一个镜头也未照上,事后我问吴秘书长:“你为什么没有抢拍一张我们领奖的镜头?”他回答:“真遗憾!我根本没有想到我们国家还会获奖……”后来好多人向我们祝贺:“你们真不简单,一鸣惊人。这次大会的几十个奖牌,除欧洲人外,只有三个奖牌被其余四大洲人分摊,而你们就抱回一个,为中国争了口气。”中国养蜂学会的秘书长说:“世界养蜂大会是二年一届,我国在上届(34届)就一个奖也未得到,你们这次获奖是连续四年中我国唯一的一次,感谢你们为国争光。”

        自此,汪氏蜂业也成为世界养蜂业各种会议的必邀常客。98年在尼泊尔召开的第三届养蜂大会,我们是代表中国的唯一一个展台;此后在南美阿根廷召开的美洲养蜂会议也再三邀请我们;最近我们收到了欧洲斯洛维尼亚召开世界蜂疗大会的特别邀请,为鼓励我们参加大会,大会决定不收我们的任何入场费,只要求我们在大会上发表文章。遗憾的是我女儿已去德国,我也离不开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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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氏螨扑”目前不仅肩负着中国数百万群蜂的防治蜂螨任务,而且在东南亚诸国的养蜂者都直接或间接的进口我厂的“螨扑”。自97年起,中东、俄罗斯、东欧、南美各地的同行也相继来函来电求购,汪氏螨扑已经走向世界。

Part.2

华佗无奈小虫何

        我国现有蜂群800万群左右,蜂农约30万人,蜂产品产值估计为32亿元,养蜂业的发展促进农业增产增收,有着极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蜜蜂是最理想、最优秀的授粉昆虫,据统计蜜蜂授粉效益是直接收入的100多倍。试验证明,有蜂授粉比无蜂授粉的:油菜增产30%左右、向日葵和荞麦增产40%左右,瓜果增产50%以上,棉花增产10%左右……养蜂不占耕地,不用粮食,每年产蜜糖达20万吨和大量的营养剂——花粉及蜂王浆、蜂胶、蜂毒、蜂蜡等。养蜂业是现代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养蜂这么好,为什么不人人都去养蜂呢?事情不是这么简单,人们把养蜂称为“天财”,就是说养蜂要靠天吃饭,弄不好就要全军覆没,其中主要原因就是蜂螨的危害。我在80年代养蜂业曾因螨害而弄死了大量蜂群。

        蜂螨是养蜂业的大敌,小小蜂螨像吸血虫一样吸取蜜蜂身上血淋巴。因其传播广、危害大,曾猖獗泛滥,使世界很多国家的养蜂生产濒临灭顶之灾,全世界成千上万养蜂界同仁与之作了长期坚持不懈的斗争。我国在上世纪90年代之前,可以说凡是养西蜂的蜂场,无不谈螨变色,视蜂螨为洪水猛兽,蜂螨几乎让100%西蜂群受到感染,而且每年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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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我国曾筛选出不少蜂药进行防治蜂螨研究,但始终未找到一种理想的特效药。鉴于蜜蜂生物学特性,要求该药1、对蜂螨具有很强的杀伤力,而又不伤蜜蜂,对蜂安全;2、要求有效期最低在21天以上,这是蜂螨生物学特性所决定的,否则如蜂群在繁殖期遇螨害就束手无策;3、对蜂产品无污染或少污染;4、使用方便、快捷、省工、省力,因此筛选理想蜂药难度较大。

        中国的蜂药厂多至五六个,也无非就是将国外的一些原药拿来分装或加在其他载体上而已。离不开进口原药,根本说不上什么科技含量,在蜜蜂保健技术这个方面,中国科研落后与养蜂大国形成了极大的反差,这也是为什么日本人(三菱化成株式会社)和德国人(拜尔公司)都看准中国的蜂药市场,投入巨资来开发中国市场的原因,他们希望中国人永远的落后下去,他们高声朗诵:华佗无奈小虫何?


Part.3

国际联合封锁


        早在1997年美国人发明氟胺氰菊酯原药,80年代由瑞士山德士公司生产并开发出Apistan塑料治螨片,一时震动养蜂界,因它正是人们理想的杀螨特效药,后来日本三菱化成工业株式会社获得亚洲总代理权。90年代初日本派了一位叫竹叶申生的人在北京民族宫设办事处,专门从事Apistan片的中国市场开发,耗资200多万元,当时就在四川作推广实验。原中国养蜂研究所所长范正友和四川省养蜂学会秘书张全华都是当事人。当年每包Apistan(20片)的进口价,高达36美元,是后来资阳螨扑价的40倍,这对我国低收入的养蜂界来说只能望“洋”兴叹,然而该药极强的治螨威力却使我国养蜂界同仁深深折服和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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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后,我们利用国内残存的少量进口马扑立克药液(10%有效成分),率先推出木片螨扑。这一被世界公认的杀螨扑王牌药物,分给养蜂所四分之一共同销售。至此“螨扑”名声大振,资阳螨扑被广大蜂农誉为“神药”。这可气坏了日本的竹叶申生,一次他给我的电话中说:“对贵厂的行为我们深表遗憾”。而当时真正深感遗憾的不是这位先生,而是我们自己。众所周知,此药原料只有瑞士山德士公司独家生产,全世界只此一家,别无分号。日本在“深感遗憾”之后,来了个联合行动,他们联合欧美各国严厉对亚洲尤其是中国进行封锁。至1995年甚至扬言,要在该原药中加上对蜜蜂有剧毒的药物,何其狠毒。许多养蜂界同仁闻此怒不可遏,当时农业部召开蜂药厂家会议上也曾发动鼓励我国有关科研机构自行研制该药。


Part.4

破釜沉舟  直航禁区


        早在94年,当由进口氟胺氰菊酯原药生产的资阳螨扑已被国内养蜂人视为“神药”的时候,我就已深深意识到这场同日本及欧美等国家的激烈商战已在所难免。当时的情况是:一方面国内养蜂界急需这个神药来挽救当时已泛滥成灾的大小蜂蟎的危害。记得当时在资阳药厂办公室,每天都有七八位,甚至十余位坐在那里等着购买螨扑的蜂农和经销商,有的甚至通过资阳的党政领导出面来开后门。当时的“资阳螨扑“在外面市场像股票一样,价格炒到每包达48元,而我们的厂价每包才6元(这是我下了死命令不准涨价),同时每天要货的信件真象雪片似的飞来。而我厂库存原药也被调查的一清二楚,知道我最多能坚持2—3个月。于是有人问我:能否转卖日本经销的瑞士产Apistan成品,但价格不低于每片价1.8美元,即每包36美元。德国拜尔公司驻北京办事处的金先生也邀我吃饭,意欲将其生产的另一类似杀螨蜂药——“螨必清”给我让我做中国总经销。但他们的价格同日本人一样,是中国蜂农根本无法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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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同时,我通过广州、珠海、深圳、天津、上海、北京的分支机构和各方面的朋友,试图向欧洲各国及加拿大、美国等地区经销商辗转求购氟胺氰菊酯原药,所用交通信息费最低也在10万元以上。遗憾的是几乎回答都是一样:有这个货,但不能销往中国。他们也知道是我在求购,后来竟然说连亚洲也不卖了。有的还回答只有通过日本才能买到这个货。我失望了,我知道这是日本竹叶申生在作梗,这是日本联合欧美对我们进行的更加严厉的封锁措施。

        这本是我意料中的事,摆在我面前的路别无选择,依附国外解决原料问题已是不可能的事,要买他们的产品,无异于承认当他们的经济奴隶,那我们怎么办?如何面对中国数十万殷切希望的蜂农,我们汪氏蜂业难道就束手无策?直应了“华佗无奈小虫何”这句诗词。尤其当听到日本经中国蜜蜂研究所捎来的信息,“如果汪氏还要向国外进口螨扑原药的话,我们(指日本和欧美的联合封锁团体)将在95年5月1日之后在原药中加上对蜜蜂有剧毒的农药”。可以说凡是有志气的中国人,无不为之动容。我老二汪伦闻听此言,破口大骂:“xxx太黑心了!”同时要求我:“爸,下决心,哪怕倾家荡产我们也自己研制!”此时的我已将赚钱蚀本,身家财产置之度外,当时只想,若能造出这个原药,让外国看看,出这口恶气,纵然我又回到80年代初期那时的真正无产者状态,也心甘情愿。

        我有两个怪脾气,大概还是我当年成为右派的主要原因:一是孤芳自赏,生就一副傲骨,从来不服气,也从来不愿求人。当年在我落难最苦的时候,曾经发个誓:除了为我子女(五个)读书,决不低三下四求人,我最恨的是奴颜媚骨;二是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有“士为知己者死”的慷慨。中国广大蜂农对我汪氏蜂业抱有很大的期望,成千上万的求购信整整装了几大麻袋。记得93年有一位河南的养蜂员,不远千里花费几百元,从郑州坐火车来我厂求购螨扑,结果只买了12元钱的货(2包)。我问他为何不在当地购买,他说一怕假货,二是赶时间,是我深深感到螨扑对养蜂员是何等重要。云南一位陶姓养蜂员,为到我厂购螨扑,到资阳后被匪徒用蒙汗药蒙昏,遭抢劫后被打的遍体鳞伤,险为几包螨扑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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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的来信是情真意切,他们都尊称我为汪师傅,说我为中国养蜂业做出了历史性贡献,我看后羞得无地自容。仅仅把老外的原药拿来分装浸泡一下,我何功之有,敢受此殊荣。中国有句古话:盛名之下,其实难负。我的心态大概如是。如果有一天我厂没有了螨扑,如何回答这千万封殷切恳求的来信?如何面对中国的养蜂界?汪氏蜂业如何立于世界养蜂界之林?

        经全家人商议,决定破釜沉舟,直航这高科技领域的禁区。于是我和汪伦及老三汪玲(华西医大毕业)分头行动。我们父女三人跑遍神州大地,先后与天津南开大学、上海防疫医学科学院、上海农药研究所、江苏农药研究所分别达成共同攻关研制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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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了解不知道,一了解吓一跳。氟胺氰菊酯是菊酯类农药的一种。开头我找了中科成都分院的一位朋友咨询,一听说我要研制生产菊酯类农药,瞪大眼看着我:“怎么,你要生产菊酯类农药?算了吧,你是不是钱多的没地方用了?你知不知道我们有机化研究所早80年代就从事菊酯类农药的研制,将成果转让给重庆农药厂中试生产,结果该厂耗资几百万元还是没有产出成品。”当我到南京要求与农药研究所进行合作攻关时,一位科研处处长警告我:“你一个私营企业,要来搞连我们都感到头痛的高科技项目,你知不知道目前你们西南地区还没有一家农药厂敢问津你要搞的这种难度很大的菊酯类产品?如果这么容易,你们四川彩虹灭蚊药就是菊酯类农药,为什么不自己搞,还是只有依靠日本进口,我看你还是算了吧,我们也不愿白白浪费你的钱。”我知道他们是中国研究菊酯类农药的权威,我说:“我相信你们能行。万一研制不成功,我也不怪你们,研究经费我愿意预付。”协议签订了,当即预付研究经费一万元,但后来事实证明:不知是不重视还是他们派的人不行,在协同研制攻关中他们出的点子,不但于事无补,反而添了不少乱子。

        上海的两家研究进展也很不理想。也难怪他们不努力,确因本项目的难度太大,单就所需的原料,很多就是国内没有的,其中有一个叫D—缬氨酸,他们找不到,只好我自己出马了,上海没有,中科院生化研究院答应试制,但需时间且没说把握,而且要价高的惊人;问询沈阳、兰州等化工研究所,结果令人很失望。我又从上海飞北京,转了几天好不容易在一家专营店查出只有两克,单价为175元。交款提货时说货还要去郊区很远的一个寺庙取,结果我和爱人打的用去200余元,终于如愿以偿。通过专营店介绍、了解到广州还有一克,我马上派当时还在华南理工读书的汪燕,赶去买到手。总之,从实验室研制到后来的生产,为了求购原料,我们几乎跑遍了整个中国,还有其中几种原料是专门从国外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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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夫不负有心人,95年春天津南开大学元素所传来好消息,他们的小试有结果。我马上飞往天津,但元素所的所长——中国有名的化药专家、知名教授黄润秋所长告诉我:“我们仅仅是初步得到了几克产品,离我们转让条件还很不成熟,我看……”我急不可待的要求:“我实在等不及了,家里的原药一月前已用光,我必须马上上马!”黄所长:“不行!搞研究是急不得的。小试还未最后完成,还有中试未做,谁敢直接投产,这是从来没有的事。”今天想起来我倒庆幸我对化工行业是个外行,否则我当时是决不贸然拍板的。与在南京一样,黄所长见我执意要马上上马,加之当时该项目负责人陈宗延教授也想马上将成果卖出去,一旁怂恿我说:“也不是太困难,设备嘛,买几个反应釜就行了。”我同时保证:“成功与失败与你们无关,你们只把我派来的人在实验室教会,出产品就行了,转让费我可以分期支付。”黄所长拗不过我苦苦相求,终于拍板成交。第二天我就通知汪伦(科大食品系毕业)、汪玲再带两个高中毕业生,立即到南开大学学习。我同时在四川招兵买马,首先是请来汪伦的老师徐教授,尔后陆续请了中科成都分院的陈教授、成都化工研究所黄高工、原西北化工研究所所长王教授等等。我的信念是:我虽然不懂,但我请的人必须是国内外知名的、一流的科学家,只有他们才能达到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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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回来后,立即投入战斗。现在回想起来可以说是一场可歌可泣的科技攻关战役,若不是亲眼见到三月之后“资阳螨扑”又跟蜂农见面了,谁也不会相信我们会有此惊人成功。我们的做法几近蛮干,除了几个反应釜是外加工外,其余均是自己设计自己制作,既无图纸又无资料借鉴,就连南开大学的小试转让也无文字资料可循。在内行眼里这种简直是天方夜谭、滑稽可笑。但是在教授的心中却好像胸有成竹、信心百倍。通过几十天夜以继日的艰苦奋斗,教授不用说更瘦了,产品成功当天,我不知是高兴还是累得昏了过去,进了医院,我的老二汪伦不知何故靠在墙边就倒了下去,马上送进了医院一检查,医生愕然一切正常,就是叫不答应,原来是睡着了。这场战役的紧张、辛苦程度可见一斑。


Part.5

高科技无捷径


        首产成功,使我得意忘形。尽管昏了一头,还是大有“高科技不过如此而已”的感觉,早把天津、南京方面权威人士的警告置之度外。原来此次的成功好像是天公作美,我的诚心感动了上帝,有意要增强我的信心。后来更加艰苦的科研实验证明,有机合成氟胺氰菊酯并非像我们这样“蛮干”就能稳定地生产出合格产品。正当我们祝贺高兴的时候,第二锅就出了问题,而且找不到任何原因,什么条件都未变。此事使我猛省:高科技毕竟是高科技,还是只有按权威专家的意见,再从实验室开始,于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斗又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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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年来,在以徐翰教授为首的汪氏蜂业四川资阳蜂药厂专家教授和全体员工的努力下,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日夜奋战,先后作了近400余次实验。我们购买的美国贝克曼公司产的高压液相色谱仪的使用频率,据统计是中科院成都有机所高压液相色谱仪使用率的10倍以上,现有数十捆图谱早把文件柜挤得满满的。

        本科研成果之所以艰巨,不仅是因为它本身即处在高新领域,更因为成果不是一个单课题研究,而是一个从实验室开始到中试到正式投产,生产出的原药,同时又再从实验开始对其终端产品——Wang’s螨扑的制作工艺、配方研制等的系列工程,直至包括生物检测,都要一步一步地走前人未走过的路,历时三年,我们终于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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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成功给中国数十万蜂农带来了极大的喜讯,祝贺信每天雪片似的飞来,我们一天最多收到过134封来函。至今已收到数以万计的来信。

        本产品的研制成功,是我国养蜂业的重大突破,无论是直接的、间接的、政治的、经济的和社会的效益都很重大:第一,蜂螨是蜜蜂大敌,本品又是治蜂螨的特效药,保证了我国养蜂业的健康发展;第二,对产品无污染,对人民健康有利。我国自本产品问世以来,杜绝了蜂蜜出口退货的索赔事件;第三,本品因保证蜜蜂健康成长,大大提高蜂王浆、蜂蜜等产量,加上蜜蜂授粉增产,估计至少经济效益也在15亿以上;第四,打破了以日本为首对该药的垄断地位,为中国人争了口气,确立了世界养蜂大国真正独立的地位。我厂的产品研制成功,逼走了日本设在北京民族宫为推销产品的办事处,更因我厂产品价低,97年已占领东南亚和韩国市场,98年成为我厂产品进军欧美养蜂业市场的良机。

Part.6

竞争仅仅开始

        设在北京民族文化宫的三菱化成办事处的竹叶申生发挥日本信息特灵的优点,就在我厂正式投产的第二个月,不辞而别了。这自然是我们反封锁后胜利的好消息,然而竞争却仅仅是开始,鹿死谁手,结果还不容乐观。

        不出我所料,日本于97年底,即我“汪氏螨扑”在中央电视台亮相,正式通过国家级科技成果鉴定的时候,突然宣布对螨扑原药解除封锁。他们通过不同渠道,给我一个信息:现在还买不买氟胺氰菊酯原药?多少都可以。多么复杂的商战啊,封锁不成,转而扼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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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似乎量定了我们。第一,科技水平不高,因而合成收率低,成本不敢与之竞争;第二,他们产量大,市场宽,形成规模效益。我们刚开始,很难逃过我国其它农药厂被纷纷挤掉的命运,我国农药市场基本被外来品垄断。

        去年在比利时参加展销时,不知是大会有意安排或是巧合;世界最大的两大蜂药厂家——我们和瑞士Apistan,刚好是面对面两个站台对峙,人家是气势非凡,单面积就是我们展台的八倍。值得欣慰的是他们展台前是“门前冷落车马稀”,我的展台虽小,却热闹非凡。我怕引起人家的嫉妒,但我真佩服老外们的大度。中国俗话说:同行是冤家。而人家对我却彬彬有礼,具有大企业的气度。Apistan展台前还特意安装了一个微型高尔夫球场,几个欧洲绅士打扮的老总,不时打打高尔夫球,但都一个也未打进洞。一日,Apistan的老总给我送一份礼物——雨伞,并邀我打高尔夫球。这可把我难坏了,不说比赛,我连如何握杆也不懂。但既然人家邀请,我怎么能不赴约。说也奇怪,我学着他们握杆一打,竟不偏不倚一棒进洞,惊得几位老总把我佩服得五体投地,还以为我是中国高尔夫球场的高手。汪燕正好摄下这个镜头,事后把我们笑得不亦乐乎。Apistan的老总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地告诉我,他们正投资两千多万美元,研制一种比Apistan还要好的新蜂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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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种迹象表明,“汪氏螨扑”研制的成功一方面将我们推上了世界养蜂业之林。目前我厂也确实是世界最大、影响也蒸蒸日上的企业,但同时也将我们暴露在当今世界同行业竞争者的面前。欧美、美国的同行们一个个财大气粗,虎视眈眈,山德士公司也好,拜尔公司也好,都是世界名牌企业,我曾经咨询过拜尔公司驻北京的金先生:“贵公司如此庞大,何苦介入我们这小小养蜂业?”回答出乎我的意料:“我们也明知这项目赚不了多少钱,在中国开发市场也明知是亏损,但我们拜尔公司的目的不是赚钱,是想证明我们拜尔公司的产品在全世界是无孔不入、无行业不在。”

        近来我常常想,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很大部分都是逼出来的,我也毫不例外。想当年,我为五个子女上学交不起学费才从单位下海成立蜂药厂。后来,托着全国蜂农的殷切希望之情才铤而走险研制“汪氏螨扑”,而今又将汪氏蜂业推上世界蜂业之林,林子大了,猛兽也多了,我还能坐以待毙吗?